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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世界可分成兩種人，一種是訂立規則的人，一種是順應規則的人。在台灣，教改往往是優勢階級依其階級利益所設立的競技場，他們不斷訂定規則、修改規則，而弱勢階級只能依附遵循，最後總淪為輸家。

從大學「多元入學方案」，到十二年國教所強調的「適性揚才」，優勢階級不斷設計出一種更精良、更細緻的社會篩選機器，做為選才和舉才的評斷標準。不幸的，在這套機器的篩選過程中，弱勢階級往往成為掉落坑底糟粕的犧牲者。

從發展心理學的觀點，性向、興趣和能力的發展是一輩子的事，而且和個人生命境遇息息相關。以國中生而言，多數弱勢階級子弟，或許從來沒彈過鋼琴，也沒拉過提琴；不知梵谷、不識莫內。當優勢階級的孩子忙著參加國內外夏令營，念英文、學才藝、當志工的時候，弱勢階級的子弟卻需為了幫忙家計，正在剝蓮子、挖牡蠣，賺取微薄的工資。

十多歲的年紀，她／他們很少有機會充分探索自己的性向、興趣和能力。因此，對許多弱勢階級孩子而言，選擇職業學校，是「命」，不是「性」；不是興趣，也不是能力。

由於視野所見、經驗所限，在她／他們年少空白的世界裡，沒有醫生、沒有律師；沒有音樂家，沒有藝術家，當然也沒有物理學家或生物學家。她／他們往往無力選擇強調數理、生物、人文或音樂特色的高中，而去選擇開設美容、餐飲或汽車修護的職校，為的是習得一技之長，往後可以養家活口。因此，過早的教育分流，往往只是限制她／他們未來的能力發展與生命機會，不一定是好事。

事實上，分流教育只是遷就當前人力規畫的需求，其教育理念仍然具有高度的爭議性。尤其，當個人學習在高中就受到課程、學科結構的制約，很難充分自由發展自己的興趣與能力；況且，當學校教育進行學門的分割，更容易使學習變得支離破碎，無法提供整全性的意義與價值，讓生活中的語言、知識、建築、勞動、信仰、價值協調一致，互為佐證、互為滋養。

從教育社會學的觀點，優勢階級所進行的教育改革，往往是為確保階級利益的再製。在這次十二年國教的爭議中可發現，優勢階級並非不顧升學，他們所爭鬥的只是誰最有資格，或以何種優雅的姿勢，進入「明星高中」，或「優質學校」，希望提早取得「頂尖大學」的入場券，繼續鞏固「頂尖大學」的階級傳承與神話流傳。

雖然世界排名不怎麼樣，但在名校光環籠罩下，台、清、交至今仍是台灣社會普遍性的「貨物崇拜」（cargo cult），一種帶著聖餐色彩的供奉儀式。就像一九四○年代，流行於美拉尼西亞群島的一種祭禮。這種祭禮使其狂熱的信徒深信，只要裸身繫上一條黑色領帶，神就會乘船而來，帶給每個人一台冰箱、一條褲子和一台縫紉機。然而，這種神話並非只是穿鑿附會，在現實社會上恐怕也是如此。環觀當今政、經、社界的顯要人物，非名校畢業者幾希。

憑心而論，優勢階級的利益再製是人之常情，並非罪惡。但在教育改革的大道中，能不能為弱勢階級的孩子留下一條活路，則是道德的問題。尤其，政府更不能用國家的力量，透過教育惡化窮人的命運循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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